这也是meta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新闻媒体议价法》(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退出对媒体的资助。或者整个媒体行业持续的裁员，以及媒体公司和科技平台之间力量平衡的变化。

即使是像美国广播公司这样的公共广播公司，观众也在分化和减少。健谈的新主席金•威廉姆斯(Kim Williams)鼓舞士气的努力中，弥漫着一种警惕性。

媒体本身没有把所有这些点连在一起，这一事实不太可能让熟悉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那句名言的人感到惊讶:当一个人的薪水取决于他是否理解某件事时，很难让他理解这件事。

但是，澳大利亚新闻媒体变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媒体大亨和记者的既得利益。

威廉姆斯在上周的约翰•莫纳什爵士(Sir John Monash)演讲中正确地指出了利害攸关的问题，当时他警告说，对媒体信任度下降对社会凝聚力和民主健康的影响。

他说:“我们社会的机构正在失去公众的信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事实不再有广泛的共识。”

今天，我们推出了一个关于澳大利亚媒体未来的新系列，以更好地解释冲击我们媒体的强大力量，以及它们最终将如何重塑社会。

在我们的第一篇文章中，新闻学者马修·里基森(Matthew Ricketson)和安德鲁·多德(Andrew Dodd)研究了权力从媒体大亨向科技兄弟转移的方式。

里基森和多德对传统媒体所有者运用权力的无情和虚伪的方式不抱任何幻想，但他们认为科技兄弟更糟糕，因为他们没有声称自己是任何第四等级的角色:“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他们似乎用钳子尽可能远离他们的脸。”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将介绍广播和电视的商业模式、农村和地区媒体、印刷报纸的未来、社交媒体的监管等等。